上海土地糾紛律師答已嫁出閨女能有安置補償待遇嗎

　　隨著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推進，傳統社會觀念與現代法治觀念的融合與碰撞，實施已婚婦女征地拆遷安置補償待遇引發的糾紛日益增多。已婚婦女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術語，而是農村地區根據婚姻習俗的習慣性頭銜。由于已婚婦女糾紛在司法實踐中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農村地區有不同的當地習俗和鄉村法規。因此，如何公平、理性、安全地解決已婚婦女糾紛，將是我國社會轉型長期以來政府和法院需要共同應對的難題。本案上海土地糾紛律師梳理了已婚婦女能否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安置補償待遇的審判理念，建立了原則把握+綜合考慮+非法排除+裁判響應的裁判規則，為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提供有益的探索。

　　一、把握原則：處理外嫁女安置補償待遇的基本原則。

　　住房作為家庭的重大財產，是維持家庭共同生活的基本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農村村民只能擁有宅基地，人均土地少，不能保證宅基地區，縣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農村村民意愿的基礎上，可以采取措施，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確保農村村民居住?！秶鴦赵宏P于進一步深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1998〕23號）明確規定，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房；其他高收入家庭購買，以市場價格租賃商品房。

　　上海土地糾紛律師不難看出，保障家庭居住是行政機關補償安置的原則，避免被征收人流離失所也是應考慮的因素。就已婚女性而言，她們通常表現為婚后戶籍仍留在母親家中，或離婚后戶籍遷回母親家中，包括已婚女性嫁給農村男性、已婚女性嫁給城市男性和離婚。無論如何，其家庭或離婚后享有的只能享受一次宅基地建設或福利購房的基本居住權益都應得到保障。在征地拆遷活動中，行政機關必然對已婚女性的居住權產生直接影響，行政機關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其基本居住權益不受侵犯。因此，行政機關在處理已婚女性安置補償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將婚姻或戶籍作為是否給予安置補償的條件，而應根據各種因素綜合考慮，根據已婚女性本身的實際情況，以其基本居住權益作為衡量和判斷的基本原則。行政機關只有調查婆家（娘家）村集體或其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城鎮宅基地分配使用、安置補償、福利購房，才能有效保障已婚婦女的基本居住權，避免重復安置補償。

　　二、綜合考慮：外嫁女性能否享受村民安置補償待遇。

　　目前，我國法律對所謂的已婚婦女是否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否能享受與普通村民同等的安置補償待遇，并沒有與普通村民不同的特別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處理類似案件的判決，直接涉及已婚婦女的重大利益，一般應從以下方面綜合考慮：一是已婚婦女戶籍在征地拆遷前仍在原集體經濟組織，這是已婚婦女是否享受母親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前提。二是已婚婦女是否仍在原集體經濟組織實際生產生活，是已婚婦女是否享受母親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基本要素。如果已婚婦女不住在母親的家里，就很難與母親的村集體形成固定的生產和生活關系，但也要區分已婚婦女是否有外出工作。各級黨委原籍的農村農民工，各級黨委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政策和措施。其中，國務院2006年發布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為保護農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權利，農民工戶籍所在地村民委員會在決定涉及農民工權益的重大事務時，應當及時通知農民工，并以適當的方式行使民主權利。

　　雖然這一意見不是行政法規，但它明確表示，即使已婚婦女長期在外工作，也不能以非常住為由剝奪村民待遇的政策取向。第三，已婚婦女是否仍以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是已婚婦女是否享受母親家庭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重要表現。土地是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重要生產資源和基本生活保障。如果已婚婦女在母親家鄉集體以外沒有土地，就不能簡單地以母親家中是否有土地作為確定其安置補償待遇的因素。第四，已婚婦女是否在其他集體經濟組織中享有村民待遇。村民待遇提倡村民之間利益分配的標準應當公平平等。已婚婦女在母親家鄉集體以外未享受安置補償待遇的，應當保證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安置補償地位。第五，原集體經濟組織村民會議的討論意見。鑒于村民對已婚婦女的實際情況有較好的了解，應注意村民會議涉及的已婚婦女的安置補償，并調查核實有關情況。第六，已婚婦女在原集體經濟組織中應履行的村民義務。村民義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一般與村民權利相對應。如果已婚婦女被排除在安置補償待遇之外，需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她們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村民義務，但基于已婚婦女個人和生活權益保護的村民待遇不應被剝奪。綜合以上因素分析，是判斷已婚婦女是否與戶籍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成相對穩定的生產生活關系，是否有不同于其他村民不應安置補償的事實狀態，安置補償權益能夠符合上述處理原則，與其他村民相比是否減少或增加?；诖?，已婚婦女享受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條件可以理解為母親村集體+母親村集體生產生活（或農民工）+母親村集體沒有土地+母親村集體沒有享受安置補償待遇+沒有證據證明村民義務。

　　在這種情況下，王某紅的戶籍一直在原集體經濟組織，已經具備了在娘家村集體戶籍的必要條件。是否在原集體組織實際生產生活，是否在外打工，婆家是否屬于農村，婆家村是否劃分土地，是否享受過安置補償待遇，已成為原集體經濟組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充分條件。商河縣人民政府作為征地主體，在征地拆遷工作中應對上述問題進行調查處理，但沒有調查，一審法院也沒有核實。只有村民組出具的證明，王某紅才不具備蘇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符合《西城區搬遷補償方案》規定的安置補償條件，這顯然是不恰當的。二審法院對此進行了糾正，有利于保護已婚婦女的安置補償權益。

　　解決糾紛治理問題的途徑。

　　三、違法排除：如何識別對“外嫁女”享受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不當限制

　　實踐中，行政機關經常以村民自治為由，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中設定諸如“外嫁女”不具有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外嫁女”不能享受安置補償待遇等條款，這種不對“外嫁女”實際情況作區分處理，僅以“外嫁女”身份問題，將其一律排除在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之外的做法，違反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不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是因為，法律層面對落實保障“外嫁女”的安置補償權益問題導向比較明確，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實行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村民自治內容不得與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吨腥A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尤其是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吨腥A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發布的行政訴訟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認為，《溫嶺市個人建房用地管理辦法》《溫嶺市工業城二期用地范圍房屋遷建補償安置辦法》將“應遷出未遷出的人口”及“已經出嫁的婦女及其子女”排除在申請個人建房用地和安置人口之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上位法規定精神不符。由此可見，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以侵犯婦女權益為代價作出的補償安置方案和村民會議決定，均不能作為判斷“外嫁女”是否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安置補償待遇的證據或依據。本案中，商河縣人民政府不能違法對“外嫁女”正當權益的行使進行不當限制，并以此剝奪“外嫁女”的村民待遇。商河縣人民政府在征收補償文件中將“外嫁女”一概排除在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之外，違反法律規定，依法應予糾正。

　　四、裁判應對：如何有效保障“外嫁女”的安置補償權益

　?。ㄒ唬┳鳛槿嗣穹ㄔ阂环??！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履行；尚需被告調查或者裁量的，應當判決被告針對原告的請求重新作出處理。該條規定的是課予義務判決，該判決方式主要是在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機關不作為情形下的一種救濟途徑?！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查明被告依法負有給付義務的，判決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該條規定的是一般給付判決，該判決方式主要是判決行政主體給付具體特定的內容。選擇適用何種裁判方式，要看裁判時機是否成熟。如果裁判時機尚未成熟，尚需行政機關調查處理，那么在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之時，人民法院得依相對人訴請判決其履行法定職責即可。如果裁判時機已經成熟，而且給付內容具體明確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在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時，可以直接判決其履行具體給付義務。本案中，由于“外嫁女”安置補償問題需要行政機關在征收工作中調查核實，如果行政機關前期調查工作不到位，相關安置補償標準不明確，法院很難直接作出給付內容的判決。而判決行政機關課以作為的義務，既是根據案件情形和法律規定作出的選擇，也是基于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裁量權和判斷權的尊重，故此，商河縣人民政府對“外嫁女”安置補償標準的適用以及王某紅能否享受安置補償待遇的調查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間，二審法院在明確處理原則和審查標準的基礎上，改判商河縣人民政府限期作出補償和安置決定，較為恰當。

　?。ǘ┳鳛樾姓C關一方。被訴行政機關應當從依法保障“外嫁女”基本居住權益的角度出發，把握和珍惜其“自由裁量”的機會，對照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時所明確的審查標準，協調各方查清相關事實，并盡可能以協商方式化解爭議，如果協商不成，應及時作出補償和安置決定，以確定對“外嫁女”是否安置補償以及如何安置補償，切實保障“外嫁女”享受的村民安置補償待遇不受侵害?！巴饧夼币环饺鐚π姓C關作出的補償和安置決定不服，仍有權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途徑尋求救濟。

　　面對“外嫁女”糾紛這一治理難題，司法能動主義價值需要更加凸顯。其實，透過現象看本質，在“外嫁女”糾紛領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及其倡導的司法案例已經隱含著現階段處理“外嫁女”糾紛的傾向性上海土地糾紛律師答案:其一，村民自治應當在法律框架內行動；其二，當“外嫁女”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政府具有干預和解決的法定職責與義務；其三，發揮司法治理的能動性，切實保障外嫁女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比如，在“楊小麗等訴增城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補償安置職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闡明了“‘外嫁女’安置方案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的司法態度。在“趙星、程雨嘉訴湘潭縣人民政府、湘潭縣國土局房屋征收補償安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了“‘外嫁女’只要戶籍未遷出、并繼續履行村民義務，則享有與原村村民同等權利?！比绾蝿撝啤巴饧夼卑讣膶彶橐巹t，各地法院也在不斷進行探索，建議在借鑒相關司法判例合理性因素的基礎上，盡快出臺相關的指導性案例和法官會議紀要，以填補“外嫁女”糾紛領域的立法和政策空白。相信，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倡，通過立法、執法和司法全方位努力，必將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外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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